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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支付服务风险的成因与防范策略

                添加时间:2022-09-03

                  随着十余年来农村支付环境建设的持续推进,我国农村支付环境获得巨大改善。截至2020年末,全国农村地区人均持卡3.9张,特约商户686.1万户,布放ATM、POS机数量分别为36.8万台、698.8万台,建成助农取款服务点89.3万个,覆盖51.9万个行政村,覆盖率达99.3%1,农村地区支付服务可得性、便捷性大幅提升,较好地满足了农民、农业、农村的支付需求。

                  与此同时,囿于“数字鸿沟”及农村居民风险防范意识薄弱等客观因素,农村地区支付领域风险事件时有发生,非法买卖账户、银行卡等黑灰产业也有向农村地区转移的趋势,对农村居民财产安全乃至农村地区社会稳定产生一定不利影响。为保障农村支付环境建设成果,亟需对农村地区支付服务风险进行研判,妥善予以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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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农村支付服务风险分类

                  为了便于分析查找根源,堵塞风险漏洞,提高防控效果,有必要对农村地区支付服务风险加以分类。归纳起来,可分为以下三类。

                  (一)业务管理风险

                  业务管理风险主要是指因相关机构对支付业务管理缺失或不到位,导致损害客户利益(资金损失、信息泄露等)的风险。

                  如,收单机构可能对偏远地区的助农取款等金融机具巡检维护不到位,导致机具被不法分子安装银行卡信息侧录设备,产生银行卡盗刷或信息泄露事件;对助农取款服务点准入把控不严格、日常管理不到位,导致出现流通假币、受理伪卡的行为;因日常安全防卫工作不到位,导致服务点存在现金安全隐患等。

                  (二)从业人员道德风险

                  从业人员道德风险主要指农村地区支付服务从业人员出于一己私利,借助从业机会谋取非法利益或开展非法金融业务的风险。

                  如,涉农收单机构与助农取款服务点管理人员串通,利用助农取款服务业务套取发卡行手续费补贴;服务点管理人员假借服务点收单机构名义从事民间融资、非法集资等非法金融业务,导致存款人利益损失;服务点管理人员借持卡人取款之机置换提供假币或多扣款少付现金,侵害持卡人权益。

                  (三)衍生风险

                  衍生风险主要指随着城镇地区宣传警示力度加大,居民防范意识增强后,从事电信网络诈骗、跨境赌博、买卖银行卡、银行结算账户等违法行为的犯罪分子难寻可乘之机,转而将信息相对闭塞、法律意识较为淡薄的农村居民作为诱骗对象实施犯罪的相关风险。

                  如,引诱农村居民出售出借个人银行结算账户、作为法定代表人注册企业并开立出售单位银行结算账户等。一项银行卡买卖调查显示,在银行卡贩卖黑产链条中,犯罪分子钟情于农村青年,原因在于其法律意识淡薄,相较于劳务市场务工人员,住所较为固定,获利后还可能介绍同村人员入伙。

                  二、农村支付服务风险成因剖析

                  (一)宏观层面

                  一是电信网络诈骗风险“溢出”到农村地区。随着打击治理为违法违规活动提供支付结算服务、“断卡”行动等系列工作持续推进,城市居民防范意识不断增强,加之城区银行机构账户管理较为严格,诈骗分子在城市诈骗作案逐渐难以得逞。而大部分留守农村地区人群以老弱妇孺为主,信息获取渠道窄、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个人信息保护意识不强、对金融知识了解不多,一些犯罪分子便利用这些“便利条件”,打着“金融创新”的幌子,以高额投资回报或小恩小惠为诱饵向农村居民行骗,造成诈骗行为不断向农村转移。

                  同时部分农村居民由于守法意识不强,在农村特有的信任机制作用下,随意出借身份证件,导致身份信息被冒用而不觉,甚至由于短平快的回报,甘愿为不法分子提供账户买卖等服务。

                  二是农村地区支付风险宣传不到位。由于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金融业务存在风险高、收益低等特点,致使涉农金融机构对风险防范等知识的宣传投入积极性不高。

                  电信网络诈骗具有作案方式多样化、作案手段隐蔽化、作案技术科技化等特征。加上“数字鸿沟”影响、农村居民自身信息渠道狭窄、信息传递滞后、信息普及程度低等因素,进一步加剧农村居民金融知识的匮乏,导致农村居民涉案事件频发。

                  三是农村地区高质量支付供给相对不足。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国有银行机构逐步撤离农村市场,造成农村地区国有银行网点骤降。现有农村地区银行网点以地方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邮储银行为主,这些银行经营改革起步较晚、支付业务相对单一、核心系统升级滞后,对人民银行账户实名制管理和Ⅱ、Ⅲ类个人账户信息验证等制度落实力度不足,给犯罪分子开立匿名账户从事电信网络诈骗提供了可乘之机。

                  因此不法分子逐步将目标瞄向农村商业银行、中小城市商业银行等涉农银行机构,周边的农村居民被拉拢作案的可能性随之增大。

                  (二)中观层面

                  一是助农取款服务点内生发展动力不强,自身风险防控力被削弱。近年来智能手机和宽带通讯在农村地区得到迅速普及,以微信、支付宝为代表的第三方支付平台由于其良好的客户体验和高度的客户粘性,在农村地区快速普及开来,导致农村地区助农取款服务点业务发展的内生动力进一步被削弱,从而导致助农取款服务点“收益不佳”,财务可持续性不断弱化。

                  作为助农取款服务点最终建设方的收单机构具备“逐利性”特征,因此更倾向于维持现有农村金融基础设施的投资,不愿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用于加强风险防范。从而出现部分助农取款服务点巡检不及时,出现违规经营等风险现象。

                  二是个别收单机构因急于抢占农村支付市场而放松了助农取款服务点和管理员的遴选标准。部分涉农收单机构为抢占农村支付市场,过多设立助农取款服务点,在服务点管理人员的准入把关上放低了要求,未能为服务点配置符合金融服务管理要求的人员,从而加大了道德风险出现的可能性。

                  三是助农取款服务点地理位置偏远,现金安全存在风险。由于助农取款服务点地理位置距离银行机构网点较远,农村居民发生存款业务后,现金从服务点到银行网点的时间、空间距离较长,客观上为存在道德风险的服务点管理人员打白条、挪用资金提供了机会。

                  (三)微观层面

                  一是个别助农取款服务点制度落实不到位。根据实地走访发现,部分助农取款服务点办理跨行转账时,未按规定通过受理终端特定交易类型进行转账汇款操作,而是先把资金从持卡人的银行卡转入服务点管理员的银行卡,服务点管理员再通过手机银行等方式转入他人银行卡,增大了服务点管理人员违法截留资金的风险。

                  二是个别银行营销行为与风控能力不匹配。有的地方性银行机构为了在农村地区开拓市场,提高发卡量及用卡活跃度,采取了补贴持卡人跨行取款手续费的营销政策,却因风险意识不足、技术能力所限,未能同步实施相应的事中、事后控制措施,导致被不法收单机构利用,虚构助农取款交易套取手续费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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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农村支付服务风险防范策略

                  (一)加强部门联动,综合治理农村支付领域风险

                  农村支付风险成因复杂,风险防范工作应当多措并举,多方用力。

                  一是提升基层风险防控能力。发挥村委驻地优势和综合治理功能,由各村委协同收单机构对助农取款服务点进行属地管理,根据服务点服务功能、业务规模、现金存量、客流量等具体情况评估风险水平,采取配备监控、保险柜、验钞机等安全设备、降低业务限额等差异化安全管理措施。

                  二是延伸警务触角,坚持“安全为本”。加强警银合作,构建农村地区支付风险防范和打击犯罪的长效机制,以风险案件为抓手,及时分析风险信息,向收单机构发布风险提示,同时,加大对服务点风险案件打击力度,形成威慑力。加强对服务点管理人员的业务培训和风险警示教育,促进服务点业务规范开展。

                  三是建议政府部门适当给予政策优惠及财政扶持。如财政、税务等部门要对提供涉农金融服务的收单机构给予财政补贴、税收减免等定向优惠政策及资金鼓励,用于助农取款服务点的专项资金投入,加强服务点的软硬件基础设施建设。

                  (二)优化服务供给,打造优胜劣汰良性循环支付生态

                  一是优化农村银行网点布局。建议各银行机构抓住金融支持乡村振兴战略时机,加大农村地区营业网点配置,建设多样化农村数字金融基础设施,为农村居民提供高质量金融服务,进一步提高服务可得性。

                  二是分类施策,建立科学合理的奖励补偿机制。对于经济发展状况较好的农村区域,可在较大程度上依托市场机制按照业务量实施正向激励,充分调动经营人员的积极性;对于经济发展状况相对薄弱的农村区域,则需要将可持续性、普惠性作为服务点的首要目标,采取兜底补偿机制,保障服务点经营人员的日常费用支出。

                  三是组织涉农机构实施服务点动态监测,对监测发现有风险隐患的服务点,实时督导整改并持续跟踪检查评估;对整改不力或违规严重的服务点,采取撤旧建新的方式实现优胜劣汰;同时对服务点级别实施动态调整,对服务点新设、升级、变更及撤销等实施事前申请和档案报备管理。

                  (三)增强涉农机构责任意识,夯实基础管理工作

                  一是涉农机构要建立健全风险分担、赔付机制,为农村用户提供一定的安全兜底。要按照“谁受益、谁担责”的原则强化农村支付服务各参与主体的责任意识,增强支付业务链条中各参与主体共同承担风险责任的能力,为农村用户提供安全、有保障的支付参与环境。

                  二是加强助农取款服务点准入和持续性管理。审慎选取服务点,严格服务点资质审核和实地调查,把好服务点准入关,并着力做好服务点管理人员的资质筛选、信息登记、培训辅导、日常管理、风险监测等。加大对交易较为频繁或处于金融风险高发区域服务点的巡检和监测力度;巡检过程中,通过加强与当地村委会、居民的沟通交流,全面了解服务点业务开办及管理人员异常行为等情况,确保服务点规范运营。

                  (四)发挥金融科技优势,提升技防能力

                  一是强化大数据分析研判,提高农村支付风险防范针对性。以涉案账户开户地、开户人户籍地、涉赌涉诈案发地等多种维度开展大数据分析,梳理趋势性规律,重点加强相关区域的风险防控,提高防范针对性和有效性。

                  二是运用多重身份验证,堵塞风险漏洞。考虑到农村地区支付风险防范的特殊性和危害性,在便捷与安全之间,可以适当突出安全性。如,在产品流程设计中,增加人脸识别等生物验证环节,确保“谁的账户谁使用”,以“技防”手段防范道德风险,提高支付安全性。

                  三是强化风险信息共享。发挥中国支付清算协会“支付清算综合服务平台行业风险信息共享系统”作用,组织各类支付服务主体充分运用该系统,对于存在买卖账户、银行卡等违法行为的主体严格执行惩戒措施。

                  (五)强化宣传渗透性,建造立体化风险防控体系

                  一是加强对农村居民的支付风险教育。以接地气、重实效为原则,加大农村地区支付安全及防赌反诈等知识的宣教力度,引导农村居民主动识别风险、及时反映风险、自觉隔离风险;针对农村留守人员、经营业主、创业农民等特定人群开展专项宣传和引导,提高宣传效果。

                  二是发挥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作用,制定电信网络诈骗、套路贷等风险集中领域的应急处理流程,畅通投诉举报应急处理机制,推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设,维护农村用户合法支付权益。

                  三是着力提升农村地区支付服务宣传覆盖面和有效性,进一步增强农村居民对支付工具和产品的信心,将移动支付等新兴支付手段逐步渗透到农村生活的各个领域,提升农村用户认同感,不断增强涉农机构业务发展的内生动力,形成创新与应用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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